一种能够满足特定社会消费人群价值需求的供应品，从资本运动的视角来考察其使用价值的实现与传递过程，我们会发现，它会依次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和新的货币资本的形态，这个过程被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称为“资本总公式”。
在资本总公式中，产业资本为社会提供供应品过程的起点是货币资本，终点也是货币资本，这也就说明，产业资本为社会提供供应品的目的和归宿都不是供应品本身，而是货币，它为了货币的再生和增殖而存在、而运动，社会需求的满足并不是它所追求的目标。这就为资本的危机埋下了种子，因为它为了货币的再生和增殖而埋头生产，当这种生产的能力扩大到一定程度，它的行为就可能会超出社会的合理需求而过盛，而过盛就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危机――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形形色色的危机本质上都是这样造成的。
但资本的自我扬弃能力是很强的，它不会在这样的危机面前表现得无所作为和一筹莫展，它在向前进化的过程中努力地克服由它自身造成的对自身构成致命威胁的危机。
它的这种克服危机的努力产生了很多的社会成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商品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于产业资本而存在的商业资本。
商业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的独立，不仅仅是商品资本职能的扩大而已，它在更为专业、更为高效地执行资本的特定职能从而提高资本的运行和增殖效率的同时，为资本的前途和命运注入了更为深远的深义。
商业资本将商品资本升级从而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是资本演进历史中的一个重大成果。它不再涉及生产，它只是为了卖而买，它买进供应品是为了卖出供应品，但供应品要实现它的交换价值从而获得增殖了的货币，就必须在特定的社会消费人群那里实现它所承载的使用价值，如果它判明某种供应品的使用价值不能完整有效地在特定的社会消费人群那里得到实现，它就不会买进这样的供应品。这就决定了，商业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天然地要显现出它对社会需求的更高的关注度。它必须敏锐地识别社会需求，否则它就只能停止自已的工作。这样的机制，内在地要求它按社会需求来选择它要购进的供应品，从而内在地要求它通过商业利益关系去组织和引导产业资本的生产行为。
一句话，商业资本必须以社会需求为依据，去主导产业资本，这是资本自我扬弃所赋予商业资本的天定使命。
这个使命，生动地表现了人类因自我之需而向自然索要的能动性，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的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的新的自我觉醒；它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人类作为一个特殊的物种，的的确确现表出了超越其他任何物种的高超的能动性；人类的的确确不再象其他物种那样，在物质世界面前只是一个简单的应激反应物罢了，而是能够以自我觉醒为前提，不断地以自我之需来改变这个世界的灵动的物种。人类，因此注定是世界的万物之灵。
商业资本从独立的一刻起，就被内在地规定了，它必须相对于产业资本去代表社会的有效需求，而它的这种被内在规定了的属性，又内在地决定了，产业资本必须被商业资本所主导。
然而，商业资本主导产业资本，是从社会范围内来看的一个趋势，这个趋势表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个别的商业资本，不一定能够实现这种主导，相反，还会有大量的个别的商业资本，反过来被产业资本牢牢地控制和主导了。之所以会如此，根本的在于这些个别的商业资本的不觉醒和相对于它们而存在的个别的产业资本的觉醒。早于个别的商业资本的个别产业资本的觉醒，使得它认识到了代表社会需求的重要性，于是，它们努力地去通过商业利益关系、产权关系、金融控制等手段，将那些蒙昧中的商业资本捉住，让它们在蒙昧中代理自已的觉醒。
就资本属性的内在规定性而言，商业资本相较于产业资本来说，应该是神经系统，产业资本相较于商业资本来说，应该是骨骼和肌肉。由神经系统来指挥骨骼和肌肉是天经地义的，而反过来，由骨骼和肌肉来指挥神经系统，就无论如何是不可思议的。
但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并且还在不断地发生着，这只能说明，上演这类故事的个别商业资本们，并没有担负起商业资本应担负的历史使命。一时没有担负起来没有关系，将来担负起来就是了。但今天没能担负起来，明天也不愿、不能去担负，那它就不能再作为商业资本而获得它的社会存在，它的命运，只能是被从商业资本的群体中驱逐出去。
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如果一个个别的商业资本，它的规模和业绩都是可观的，但由于历史的、资源条件的等等原因，它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它主导相应产业资本的进程，并不能说明，它就一定是没有前途的。恰恰相反，这正好说明，它一旦觉醒，并在这种觉醒的推动下主动地进行战略布局，它的规模和业绩还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它的前途，无可限量。
但它的无可限量的前途，都要以它的觉醒为起码的前提，这种觉醒，在根本上表现为它是否愿意、是否能够代表社会的有效需求。
而且，觉醒只是一种主观意愿，有了这种主观意愿，还要在这种主观意愿的推动下，去营造实现这种意愿的客观条件。这种客观条件，就是“势”，有了这个势，才能“营势而销”。
（华延：2009-09-24）